(33)奥斯汀的论证与斯图尔特一样，他们都希望通过理性的演绎方式得到真实的结论。

比如民诉法新司解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二审可以不予开庭审理的几种情形：1、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甚至可以说，二审速裁的意义是不亚于一审速裁的，因为二审输送给当事人的正义是确定而生效的。

反面解释的适用前提是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与法律效果存在必要条件或充要条件，而在充分条件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反对解释的。作为法院人，首先自然地会从法院本位上考虑，即二审速裁对于法院的功利价值。至于缩短相关期限，也与法定期限并不相悖。本文试从价值基础、案件基础、法律基础和法理基础这四个方面，对二审速裁的机制基础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以期对二审速裁工作的推进有所助益。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

而从更高站位上看，就要考量二审速裁对于当事人的利益保护有什么好处，这就涉及到输送及时正义的问题了。在这里，周强院长既指出了刑事速裁对于司法工作的重要性，更强调其对于社会尤其是当事人的现实意义。[39]参见肖明：《先行先试应符合法治原则——从某些行政区域的促进改革条例说起》，《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46][德]韩博天：《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２００９年第７期。这些试点立法工作为我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提供了实际经验。从小岗村的土地包产到户到深圳的土地第一拍再到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立，都体现了先行先试的特色。[42]因此，有学者干脆认为我国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改革宪法，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

[5]下文将会多次提到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此处不再一一罗列。其中原因就像王利明教授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鉴于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民事审判的经验尚有待于进一步总结，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并不成熟。

例如，近年许多地方政府竞相向中央提出了申请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虽然对于采取实验的方法研究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存在着反对的声音，但是自１９６０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一种法律实验热，其中尤以彪特尔的实验主义法学为典型。在这种体制下，各个地方政府有足够的 动力进行区域竞争，从而保证了整体的经济效率。这些地方性法规在时间上都早于《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探索试验性立法，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日后的公司法的出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5]新近的房产税改革也是如此，先在上海、重庆进行改革试点出台一些地方性法规，再根据试点经验为全国性的房产税立法做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 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在实践中，中央并不预设一种统一的模式，而是持一种大胆试、允许看[7]的态度，地方则是因地制宜进行制度创新，相互竞争、相互学习。例如，邓小平同志指出：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

第三阶段是将吸纳并经重新整合后的方案进行辐射式推广，并且在扩散过程中一直密切关注其施行的实际效果，进而反复地吸纳和整合在推广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以便对原有方案进行不断修正和调整。然而，这种审慎的立法政策是如何得到贯彻的，法律体系构建的渐进式路径是如何展开的，以及在实际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哪些具体的实践方式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

原因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部分，必然要与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保持一致，而不是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45]社会中微观主体的自发制度试验往往需要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做出的制度安排……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

[4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６页。人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能够建立起如此庞大的法律体系？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法治建设基本上是从头再来，法律体系的建立也基本上属于平地起高楼。在吸取深圳市两个条例起草和实施的经验基础上，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司法》，并于１９９４年７月开始实施。然而，中央的这种控制是一种选择性控制，它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合法性追认，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制度创新得到了鼓励，而有些却没有，这也就是改革一直走走停停的原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探究我国的法律体系应当如何完善的问题。这些试验服务于上级领导不断提出又不停修改的政治议程。

而中央政府的态度又至关重要，其拥有最终的决断权，这不仅表现在其可以自主启动和评价立法试验，还表现在其对地方立法试验合法性的确认上。[36]中央高层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一方面是要急于告别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给老百姓以信心，另一方面是要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以尽快融入国际社会。

另一方面，这种构建模式的弊端也同样明显，中央与地方在试验中一旦出现非预期行为或者违背制度逻辑的行为，如中央固守既有制度，拒绝改革，也即只摸石头，不过河，地方不予配合或者利益置换。[2]这种评论无疑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论是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结果上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如此庞大的法律体系，很难是社会自然进化的结果。

这种渐进主义改革观反映在我国立法工作上，就是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审慎立法政策及其包括试行立法、试点立法和先行先试等在内的法律试行机制。[13]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６页。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不可能完全依据建构理性而为，而必定基于经验理性的探索试验渐进形成。[8]黄文艺：《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立法策略——从信息约束角度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政策的解读》[J].中国法学,2009(3).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M].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然而，如果由此就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全是理性计划的产物，也有失偏颇。并且这种中央主导特质需要不间断地控制、权衡与选择，如此的灵活把握不可能完全予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甚至可能会以一种非法治化的面目出现。

[32]参见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推进，这种试验性法规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必要条件下，这种试验性法规由于其应对社会变革的灵活性，以及为国家因法律失败而导致权威削弱的危险保留缓冲空间而将继续存在，但应注意的是，这种试验性法规的弊端也很明显，如在暂行法的比例很高的情况下，规范之间的紧张程度就会增大。

[23]这种典型试验和由点到面的方法，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增强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性，实现一种渐进累积式的改革，因此在许多改革领域得到广泛使用。[15]季卫东：《论法律试行的反思机制》，《社会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之后，立法机关会根据反馈的经验信息对这些试验性法规进行调整，或者将其上升为正式法律，或者予以废止。另外，尽管西方社会也存在着法典编纂这样的理性建构主义做法，但其法律体系的建立往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然演进过程，且这种自然演化不同于中国的渐进主义。

先行先试是我国２００５年兴起的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一个关键词，它旨在鼓励各个综合改革试验区率先进行改革的试验、突破和创新。像中国这种单一制国家，中央必须能够把控全局，只有在尊重这一前提的情况下，各种制度变革才有可能开展。[35]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建立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就被迅速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以民法典的制定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民法典草案，但时至今日，民法典仍然没有出台，只是在１９８６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不论哪种模式，都只有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互动下才能实现试验效果，但相对来说，中央始终是最终的控制主体，其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试验的命运。法律体系构建的中国模式一方面因其试验性而体现出渐进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因其政府主导性而具有明显的人为控制色彩，这种试验-控制模式使得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构建方式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形成过程明显相异的特色。

即使是在联邦体制下，常被引述的州一级政府的政策创新也都以颁布法律法规为基础（‘联邦制度试验室），很少有不经立法就进行的行政试验。同时，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中，健全的法制环境是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筹码，也是激励地方进行立法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

试验法规的效力和普通法律并无两样，即使正式法律也可以被修改和废止，加上试行、暂行纯属多余，等等。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０日，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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